无论是1929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，还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，以及几十年来世界各个角落发生的大大小小危机，人们总能在所谓“意外”与“巧合”中翻找出那条指向危机的线索，总能发现被人们忽视的经济规律在默默发生作用，总能在事后惊觉那些贯穿于繁荣时期的盲目、扭曲、过剩、膨胀，其实早已一次次传递出累积风险的明确信号。

　　世界经济已进入风险易发、高发期，能否精准预判风险苗头、把握危机走向，至关重要。对于我国而言，诸多新兴领域既无可参照的发展路径，也无可照搬的成熟经验，为此必须增强预判风险的本领，提高防范化解风险的水平。

　　经济领域风险的成因与演化日趋复杂

　　风险往往具有较强的隐匿性。人们习惯用“黑天鹅”“灰犀牛”来比喻风险。前者指的是那些意料之外的、产生重大影响的风险；后者指的是那些由于太常见而被忽视的风险，如同犀牛，待它真正冲到眼前，人们才惊觉为时已晚。

　　“黑天鹅”难以预测，抖客网，“灰犀牛”虽不易察觉却有迹可循。1992年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，可以被看作20世纪70年代以前布雷顿森林体系内在矛盾的翻版；1997年泰铢急剧贬值，亚洲金融危机爆发，但早在1996年泰国就已出现金融不稳的明显迹象，国际投机者蠢蠢欲动；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，其房地产市场早已出现信贷扩张的巨大泡沫。

　　即便人们一次次被“灰犀牛”撞倒，但如何识别、预判潜在风险，至今仍是世界性难题。

　　一方面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，风险的成因日趋复杂，从单一风险源演变为多点关联风险源，风险识别的难度呈几何级增长。以金融危机为例。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，金融危机通常只表现为单一形式，比如，60年代的英镑危机是货币危机，80年代的美国储贷协会危机是典型的银行业危机。但进入90年代，金融危机的综合性特征愈发明显，外溢性影响突出。例如，当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开始收紧时，世界经济将经历“痛苦”的调整过程：外部市场流动性突然收缩，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出现资本外流、货币贬值、资产价格下降等现象，如果该国的经济基本面不健康，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认识和操作误区频频成为危机的“导火索”。究其原因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：对市场繁荣有非理性预期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，社会投机心理盛行，采取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，金融市场监管失效，纵容虚拟经济盲目扩张，等等。

　　此外，经济周期固有的“复苏—繁荣—衰退—萧条”也值得重视。当前，世界经济依然低迷、复苏道路曲折，我国经济发展也面临“三重压力”，经济下行有可能使各类隐性风险“水落石出”。

　　善于从经验教训中总结应对之策

　　不论是在经济学的书本上，还是在实践中，人们都发现并接受了一个事实——风险无法完全被消除，但这并不意味着面对风险无计可施。我们既要积极寻找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应对之策，更要在危机处置中汲取经验、深化认识，总结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。

　　第一，用发展的眼光研判风险、用改革的手段化解风险，在发展中防范化解风险。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。既不能因噎废食，为了化解风险而停下发展的脚步，又不能扬汤止沸，只关注表面现象、不深究根本问题。比如，在化解产能过剩的过程中，我们强调采用改革创新的思路，综合考虑经济发展、结构升级和社会稳定等多重因素，有效避免了相关风险的“大爆发”“硬着陆”。

　　第二，坚持系统观念，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系统性工程来抓。在观察风险时，我们既要关注经济领域，又要考量非经济领域对经济的影响，还要关注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带来的“输入性风险”。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时，需从多方面共同发力，既要用好“政府之手”，也要用好“市场之手”，形成合力。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为例，不能仅仅依靠金融监管部门，财政部门等其他相关部门也要积极参与。

　　第三，发现苗头果断出手，避免单一风险演化为系统性风险。近年来，我国及时出手整治互联网金融乱象，目前P2P网贷机构已全部退出经营；对虚拟货币炒作加以遏制，境内比特币交易量全球占比从90%多下降至10%；针对一些负债规模大、可能威胁金融安全稳定的高风险企业，果断决策、及时处置，稳稳托住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“第一张多米诺骨牌”。

　　第四，分类施策、精准拆弹，最大限度降低损失。在稳妥处置一些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的过程中，我们根据风险的不同特点、成因采取了不同的方式，分类施策、精准拆弹。在处置影子银行风险、互联网金融风险的过程中，以上特征也都有所体现。

　　第五，构建预警机制，做到早识别、早预警、早发现、早处置。具体来看，我们推行“宏观审慎管理”框架下的金融监管，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，重点做好防范化解区域性、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协调工作；健全风险监测预警和早期干预机制，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统筹监管和互联互通，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和监管信息共享。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务实举措，都旨在未雨绸缪、见微知著、抓早抓小。

　　密切关注、遏制、防范风险之源

　　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一个动态过程，也是一个不断谋求再平衡的过程。我们既不可能实现无风险的“真空环境”，又要将风险保持在总体可控的范围内，维护经济社会大局稳定。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，是密切关注、遏制、防范各层面各领域的盲目野蛮扩张。

　　其一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一个老话题。

　　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把举债筹资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杠杆。中央政府为了平衡国家财政收支、筹集建设资金等，会发行国债；地方政府为了弥补地方财力不足、应对危机和抗击自然灾害、改善民生和保护生态环境、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，也会举借“地方债”。

　　就债务本身而言，并非越少越好，债务风险与债务所对应的资产质量直接相关，只要资产质量有保证，债务风险就基本可控。需要关注的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，一些地方政府超出自身财力，通过融资平台公司、政府投资基金、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，形成隐性债务。而部分金融机构认为地方政府不会破产，在提升业绩的驱动下为地方违法举债提供“弹药”，进而助推了隐性债务的增长。

　　隐性债务具有存量规模不清、增量难以控制、债务结构复杂、融资成本高企、缺乏有效监管、偿债压力过重等特点。可以说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绝不是一个小问题，也不是一个能轻松解决的问题。有专家认为，2022年是地方债到期的高峰期。我们需要高度重视房地产行业承压、土地市场降温等因素对地方财政收入造成的影响。

　　其二，房地产市场风险较为典型。

　　2021年下半年以来，个别头部房地产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逐渐显性化，引发市场高度关注。从长期看，若既要保持房地产业健康发展，又要实现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，就需正视房地产业在经济中的作用，合理定位房地产行业，进而为有效构建房地产市场的长效调控机制打下基础。